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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沙溪暴乱的反思——广东为什幺暴乱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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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沙溪暴乱的反思——广东为什幺暴乱频发?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广东中山沙溪自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民工骚乱竟然升级为数万人的暴乱,暴乱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中共广东当局调动了广州、珠海、佛山、深圳至少四市的武警,才把这次暴乱镇压下去。这这次暴乱堪称“文革”后广东规模最大的一次暴乱,它有力地宣告了中共顽固当权派头子胡锦涛“维稳”路线的失败——胡锦涛的拉萨经验“维稳”治国,是愈维愈不稳,正把中国推向多暴乱、大爆乱的火坑,现在广东暴乱刚压下去,四川的暴乱又起来了...等到量变引起质变“维稳”机器失控的时候,就是胡锦涛一伙人头落地之时,当然中国亦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国老百姓将哀哭切齿。
胡锦涛自以为红旗不倒在自己手里,就不会受清算,因此在香港一副阴狠猖狂有恃无恐的姿态,此次访港,先是调动装甲车大举入港,在香港土地上举行天安门式阅兵,十足耀武扬威的猖狂态,企图吓阻港人宪政民主诉求;继而竟向香港示威民众狂喷胡椒粉,赤裸裸地对香港人厉行大陆化“维稳”暴政,狠为邓小平、江泽民都不敢为之事,直把香港作拉萨——真是蛮横无耻,无以复加。我在此警告你胡锦涛:即使红旗不倒在你的手里,“维稳”路线被暴力颠覆之日,也是你人头落地之时,即使届时你有幸已死,你的家人也会人头落地!
胡锦涛上台十年来,广东的“群体事件”数量已牢牢占据中国本土(西藏、新疆以外)各省榜首的位置。为什幺广东的“群体事件”特别多发?因为广东的“群体性事件”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诱因:除了激增的本地官民冲突之外,还有激增的本省人与外地人的冲突,后者就是“群体事件”的广东特色。这也是近年来广东暴动特别多的原因。
我的老乡李志友先生把广东“群体事件”多发归因于广东民风强悍、农村亲族凝聚力强,因此对暴政的反抗更为激烈。李志友显然没有看到许多暴乱的“广东特色”——地域群体冲突性质:广东的许多暴乱并不是民众单纯反抗中共官方暴政的暴乱,而是外地打工群体奋起反抗广东本地人压迫、欺辱的暴乱,由于介入“维稳”的中共广东当局,一边倒地偏袒当地肇事者,野蛮镇压外地务工者,从而将矛盾激化为外省人与广东官、民的敌对性对抗。
在这类冲突中,广东的共产党政府和广东的老百姓结成同盟,共同迫害外地人,成为外省打工群体共同的敌人。广东的老百姓,虽然也备受当地共产党的官府欺压,但出于偏见和私心,欺压盘剥排斥歧视外地人普遍普遍成风,而且非常严重,熟谙广东的人都知道:广东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和欺压,与广东的地方主义一样全国闻名。因为这种极端的地方主义,广东老百姓支持当地共产党官府压迫和排斥外地人者大有人在。于是就出现了广东官、民不分青红皂白抓打外地人、而外地暴动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砸当地人,官民均不放过的极端仇恨和对抗事态。我可以保证:现在四川农民工对广东人的仇恨,绝对要超过对日本人的仇恨。
拿广东中山沙溪的“625”暴乱为例,事件的起因是一个传言:据说一个四川少年因为与广东当地少年发生冲突,被当地的联防队员打死了。为中共胡河蟹”维稳“辩护的古迷等人竭力嚷嚷:这个传言是假的。先不论这个传言的真实性,如果不是当地人对外地人长期以来的刁蛮欺压,早在外地人心中积郁了一肚子怒火的话,万千的川人,怎幺会因为一个传言而怒火万丈、揭竿而起?可以想见,即使四川少年被打死的传闻是假,当地一定发生多起本地人欺宰外地人、本地人歧视、殴打外地务子女的事件。
广东中山沙溪的“625”暴乱,虽则祸根在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流氓专制统治,但又打上了鲜明的“广东特色”,不同地域的群体冲突性质。在这次事件当中,广东广东军警在处理当中把外地人“盲流”乱抓乱打,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狂殴一切不会广东话的民众,连记者都不放过,那幺,民风比广东人更为强悍的四川人,作为本能的反应,自然是把一切广东人当“牛鬼蛇神”横扫,无论官民。
有人一边倒地谴责沙溪的“四川暴民”,却对中共广东官府的横暴恶毒、当地人的刁蛮贪鄙轻描淡写,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四川暴民”对广东人胡乱打砸固然是罪错,但广东地方官府、当地人的罪错更大,没有天生的暴民,正是广东共产党官府对外省人的种种更重的制度性欺压,和当地人对“北佬”(广东、福建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性称呼)的歧视、排斥、欺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四川暴民”、“湖南暴民”......
某人还拿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暴动,为中共“维稳”辩护。一个浅明的事实是:洛杉矶暴动后,美国法院改判了,现在美国对种族歧视的言行制裁很严;沙溪暴动后,中共广东官府可有改弦更张?万恶的联防队取消了吗?恶毒的暂住证制度取消了吗?
某君并以中国“暴民”太多为由,竭力主张法治优于宪政民主,中国要先建立法治再说。问题是没有三权分立分权制衡,哪来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哪来法治。刘路单打一的“法治”目标,只能是韩非子、秦始皇的“法治”。
徐水良对这次广东暴乱的见解基本正确,但徐某人以“族群冲突”定义类似沙溪事件,是用词不当。试问:“625”沙溪暴乱中冲突的两方——四川民众和广东当地官、民不都是汉族群体?因此用“族群冲突”不妥,用地域群体冲突更恰当。徐水良的缺陷是顽固坚持中共无神论价值观,并且乱打特务,曾先后把王炳章、刘晓波打成共特,还污蔑“茉莉花行动”是“中共阴谋”,在反对派阵营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对“625”沙溪暴乱,徐水良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广东人歧视外地人的刁恶民风。我曾经三次到广州,也去过深圳、珠海、东莞、江门等地,切身感到广东民风有很不好的一面:
一是地域歧视特别强。一听你不会广东话,就很不友好,宰客、问路不理,或者故意乱指路,或者指路要收费。1998年我被单位派到广东采访,在深圳逗留期间,在一家报刊亭买《足球报》,店主一听我不会粤语,一块五的报纸竟要卖两块五。2002年我在广州时,曾有一天三次问路,都不受理睬的经历,其中一次是一位广州老汉,他象避瘟神一样冲我连连摆手而去。租住在广州巷子里,你不能吵当地人,否则联防队就会上门找麻烦;当地人制造噪音,外地人却难以投诉(与泰国对外国人的歧视很像)。
2002年五月我租住在广州一处巷子里,晚上老广邻居(一开杂货店的业主)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而五月的广州晚上闷热难耐,许多居民只关防盗网门,而敞开外面木门,所以特别扰人,只得起身到该业主防盗网门外,客客气气地请对方把声音调小点,房里一个女人以粤语问了一声,见是外地人,便不再理会,那男的更是嚣张,干脆和那女人就在沙发上调起情来,只当我不存在。打110,接警的小姐一听就转给邻近派出所,一个男警察一口凶巴巴的粤腔普通话质问我哪里来的、来干什幺、办了暂住证没有...说着就挂了,再打110转到那里,那值班警察恼怒地说:再腌臜(粤语,啰嗦之意)就把我扣起来。
二是非常的自私冷漠。你就是倒在哪家门前,也不要指望那家人会问你一声。社会公德普遍很差:坐公交如同打抢,鲜有人让座;私人养狗,外出遛狗经常不牵,狗吠成患;随意制造噪音更是见怪不怪。我有一次在广州小住,邻家大院住一个本地老头,他的两个孙子中午放学回家,就在我窗外踢足球,吵得我根本无法午休,好言向此老提意见,竟答曰:“这外面又不是你的地?球又没打在你门上?继续纵容其孙子中午吵闹。此老汉有做木工的嗜好,早上六点多钟就起来在院子里又锯又敲,周遭租住的外地人烦不胜烦,却不敢交涉,我前去理论,此老竟用粤语冲我破口大骂......
2008年去国前,我走过中国许多地方,感觉没有哪里的民风象广东民风那样恶的(但我没去过福建,后来去过福建的李志友告诉我:福建的民风比广东民风还要刁恶)。
与这种民风相对应的,是广东特色的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虽则暂住证制度广东以外的一些大城市也有,但没有象广东那样查得凶、逼得狠的,2003年,外省大学生孙志刚只不过来广州旅游,竟因为没有“暂住证”,就被广东当局“收容”后活活打死,这种事只有在广东才会发生。至于臭名昭着的“联防队”组织,则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地域歧视+共产党专制暴政的双重恶性组织,以广东本地流氓地痞+市井无赖组成的“联防队”,是中共广东当局发明的法外的“执法队伍”,对外地人而言,这种制度性的流氓组织简直比黑社会还黑,因为黑社会多少还讲点义气。公安抓人还多少讲点程序,联防队抓人完全是想抓就抓,看不顺眼就抓,孙志刚就是被联防队抓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多少无辜的外地人及其子弟被“联防队”当作打死、关死、整死!
2002年四月我去广州,刚住下就遭联防队查暂住证,很可能是当地人举报,幸亏房东在场,否则至少得在派出所关一夜。我的一位桂林老乡就没有那幺幸运了,她在东莞逛街,恰逢“联防队”扫荡式查暂住证,被抓进派出所搜身,从头摸到脚,因身上没带够钱,在派出所内拷了一夜,任凭蚊虫叮咬,第二天才借警察的电话求得朋友的“认领”,其余和她一起被抓的人,好些继续拷在局子里,无人认领的关进收容所“劳改”。
广东的“特色”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与广东的民风互为表里、相互依托,广东人对外地人强烈的地域歧视和刁恶的民风,使得广东的“特色”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危害巨大、非常恶毒,而广东的“特色”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又纵容和加剧了广东人对外地人强烈的地域歧视和刁恶的民风,对地域劣根性起了撑扶的作用。
对于广东频发的外地人反抗当地人暴动,徐水良过于强调中共专制暴政的诱因,却忽略了地域民风劣根性的刺激作用。事实上,此次中山沙溪暴乱,直接原因是当地官、民对外地人——四川务工者及其家属的共同欺压——而且是长期的共同欺压。这就不是单纯的专制暴政官逼民反事件了,广东地方当局尽管也压迫当地人,但是压迫外地人比压迫当地人更厉害和野蛮,而当地老百姓在劣根性的驱使下,也和中共地方当局一道欺压比他们更弱势的外地人,除维护一点既得利益外、更多的是为获取一种虚妄的优越感。
同样是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同样是中国外来务工者中心之一,江浙的地域性群体冲突暴动就远不如广东频发,这是什幺原因?原因就在于江浙地域文化和民风与广东有很大不同:广东老板恶待农民工在中国是出了名的;而江浙老板却以善于笼络民工出名。近年来广东受到民工荒的沉重打击,部分原因就是广东老板留不住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望浙江跑了。除了老板之外,江浙人的地域歧视性不如广东强,比起广东,江浙民风虚伪吝啬,却比较儒雅,当地官府也不像广东官府那样为“暂住证”狠加逼迫和盘剥,农民工自感江浙的气候和人文环境都比广东为好。
当然,广东民风之刁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统治造成的。我在香港的朋友告诉我:香港的社会道德比广东好得多。我以前在桂林认识一个老人,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广东生活多年,退休后回桂林养老,他说:“解放”前广东的民风不是这样,以前广东人民族性很强,但是很讲礼义廉耻的。他说:广东民风之败坏,“文革”起了很坏的作用,邓小平上台后,更是全面败坏。
我以为,广东民风之不好,一部分是气候造成的。过冷(如俄罗斯)和过热的气候(如东南亚、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人容易因冷酷或烦躁,而产生种种恶毒的念头,这也是福建、广西、云南南部民风差劲的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社会制度,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幺更热的泰国、香港,民风要比广东要好(虽然泰国民风比起美国北方差多了),那就是泰国不受共产党统治、且有佛教信仰;香港长期由英国人统治,现在也有半吊子宪政,有着大陆不可企及的宗教、言论、结社、集会、组党自由。
但这种败坏,主要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邓小平打造“改革开放”样板省份广东,说白了就是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胡开乱放样板,其结果必然两方面汲取最坏的东西——既保留着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专制,又汲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羊吃人”的邪恶、浓聚了野蛮资本主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丑恶、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假冒伪劣、竭泽而渔、破坏污染环境在所不惜的人性之恶...以前毛泽东暴政造成的社会败坏,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邓小平开创的“特色社会主义”,导致社会道德民风全方位的败坏,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自然得败坏风气之先。因此,邓记的“改革开放”样板,必然堕落为法西斯黑社会的样板,广东只是先行一步而已,胡河蟹横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哪里不败坏?我家人告诉我:现在桂林的司机也不让人了、路上也见死不救了、强拆也打死人了......
徐水良虽然对类似沙溪暴动之类的事件缺乏分析,但他所作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广东民风之败坏,根子出在中共的流氓专制统治。
中共专制暴政加上广东人的地域劣根性,这就使得广东社会对外地人,尤其是对外地农民工有着一层特殊的恶毒,外加上广东长期居于“改革开放”现行地区,外地务工者特别多、人口流动特别大,所以外来务工者与当地官、民冲突特别频发。福建民风虽然比广东更坏,但福建的人口流动远不如广东,福建也从来不是外来务工者的中心之一,因此,福建的此类暴动并不多发。
要根治广东频发的暴乱,首先就要结束共产党对广东的统治,废除万恶的“暂住证”、“边防证”、联防队、“计生”......越早越好。
曾节明 写于2012年美国独立日前夕于纽约州家中
中山沙溪暴乱的反思——广东为什幺暴乱频发?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广东中山沙溪自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民工骚乱竟然升级为数万人的暴乱,暴乱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中共广东当局调动了广州、珠海、佛山、深圳至少四市的武警,才把这次暴乱镇压下去。这这次暴乱堪称“文革”后广东规模最大的一次暴乱,它有力地宣告了中共顽固当权派头子胡锦涛“维稳”路线的失败——胡锦涛的拉萨经验“维稳”治国,是愈维愈不稳,正把中国推向多暴乱、大爆乱的火坑,现在广东暴乱刚压下去,四川的暴乱又起来了...等到量变引起质变“维稳”机器失控的时候,就是胡锦涛一伙人头落地之时,当然中国亦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国老百姓将哀哭切齿。
胡锦涛自以为红旗不倒在自己手里,就不会受清算,因此在香港一副阴狠猖狂有恃无恐的姿态,此次访港,先是调动装甲车大举入港,在香港土地上举行天安门式阅兵,十足耀武扬威的猖狂态,企图吓阻港人宪政民主诉求;继而竟向香港示威民众狂喷胡椒粉,赤裸裸地对香港人厉行大陆化“维稳”暴政,狠为邓小平、江泽民都不敢为之事,直把香港作拉萨——真是蛮横无耻,无以复加。我在此警告你胡锦涛:即使红旗不倒在你的手里,“维稳”路线被暴力颠覆之日,也是你人头落地之时,即使届时你有幸已死,你的家人也会人头落地!
胡锦涛上台十年来,广东的“群体事件”数量已牢牢占据中国本土(西藏、新疆以外)各省榜首的位置。为什幺广东的“群体事件”特别多发?因为广东的“群体性事件”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诱因:除了激增的本地官民冲突之外,还有激增的本省人与外地人的冲突,后者就是“群体事件”的广东特色。这也是近年来广东暴动特别多的原因。
我的老乡李志友先生把广东“群体事件”多发归因于广东民风强悍、农村亲族凝聚力强,因此对暴政的反抗更为激烈。李志友显然没有看到许多暴乱的“广东特色”——地域群体冲突性质:广东的许多暴乱并不是民众单纯反抗中共官方暴政的暴乱,而是外地打工群体奋起反抗广东本地人压迫、欺辱的暴乱,由于介入“维稳”的中共广东当局,一边倒地偏袒当地肇事者,野蛮镇压外地务工者,从而将矛盾激化为外省人与广东官、民的敌对性对抗。
在这类冲突中,广东的共产党政府和广东的老百姓结成同盟,共同迫害外地人,成为外省打工群体共同的敌人。广东的老百姓,虽然也备受当地共产党的官府欺压,但出于偏见和私心,欺压盘剥排斥歧视外地人普遍普遍成风,而且非常严重,熟谙广东的人都知道:广东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和欺压,与广东的地方主义一样全国闻名。因为这种极端的地方主义,广东老百姓支持当地共产党官府压迫和排斥外地人者大有人在。于是就出现了广东官、民不分青红皂白抓打外地人、而外地暴动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砸当地人,官民均不放过的极端仇恨和对抗事态。我可以保证:现在四川农民工对广东人的仇恨,绝对要超过对日本人的仇恨。
拿广东中山沙溪的“625”暴乱为例,事件的起因是一个传言:据说一个四川少年因为与广东当地少年发生冲突,被当地的联防队员打死了。为中共胡河蟹”维稳“辩护的古迷等人竭力嚷嚷:这个传言是假的。先不论这个传言的真实性,如果不是当地人对外地人长期以来的刁蛮欺压,早在外地人心中积郁了一肚子怒火的话,万千的川人,怎幺会因为一个传言而怒火万丈、揭竿而起?可以想见,即使四川少年被打死的传闻是假,当地一定发生多起本地人欺宰外地人、本地人歧视、殴打外地务子女的事件。
广东中山沙溪的“625”暴乱,虽则祸根在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流氓专制统治,但又打上了鲜明的“广东特色”,不同地域的群体冲突性质。在这次事件当中,广东广东军警在处理当中把外地人“盲流”乱抓乱打,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狂殴一切不会广东话的民众,连记者都不放过,那幺,民风比广东人更为强悍的四川人,作为本能的反应,自然是把一切广东人当“牛鬼蛇神”横扫,无论官民。
有人一边倒地谴责沙溪的“四川暴民”,却对中共广东官府的横暴恶毒、当地人的刁蛮贪鄙轻描淡写,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四川暴民”对广东人胡乱打砸固然是罪错,但广东地方官府、当地人的罪错更大,没有天生的暴民,正是广东共产党官府对外省人的种种更重的制度性欺压,和当地人对“北佬”(广东、福建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性称呼)的歧视、排斥、欺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四川暴民”、“湖南暴民”......
某人还拿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暴动,为中共“维稳”辩护。一个浅明的事实是:洛杉矶暴动后,美国法院改判了,现在美国对种族歧视的言行制裁很严;沙溪暴动后,中共广东官府可有改弦更张?万恶的联防队取消了吗?恶毒的暂住证制度取消了吗?
某君并以中国“暴民”太多为由,竭力主张法治优于宪政民主,中国要先建立法治再说。问题是没有三权分立分权制衡,哪来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哪来法治。刘路单打一的“法治”目标,只能是韩非子、秦始皇的“法治”。
徐水良对这次广东暴乱的见解基本正确,但徐某人以“族群冲突”定义类似沙溪事件,是用词不当。试问:“625”沙溪暴乱中冲突的两方——四川民众和广东当地官、民不都是汉族群体?因此用“族群冲突”不妥,用地域群体冲突更恰当。徐水良的缺陷是顽固坚持中共无神论价值观,并且乱打特务,曾先后把王炳章、刘晓波打成共特,还污蔑“茉莉花行动”是“中共阴谋”,在反对派阵营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对“625”沙溪暴乱,徐水良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广东人歧视外地人的刁恶民风。我曾经三次到广州,也去过深圳、珠海、东莞、江门等地,切身感到广东民风有很不好的一面:
一是地域歧视特别强。一听你不会广东话,就很不友好,宰客、问路不理,或者故意乱指路,或者指路要收费。1998年我被单位派到广东采访,在深圳逗留期间,在一家报刊亭买《足球报》,店主一听我不会粤语,一块五的报纸竟要卖两块五。2002年我在广州时,曾有一天三次问路,都不受理睬的经历,其中一次是一位广州老汉,他象避瘟神一样冲我连连摆手而去。租住在广州巷子里,你不能吵当地人,否则联防队就会上门找麻烦;当地人制造噪音,外地人却难以投诉(与泰国对外国人的歧视很像)。
2002年五月我租住在广州一处巷子里,晚上老广邻居(一开杂货店的业主)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而五月的广州晚上闷热难耐,许多居民只关防盗网门,而敞开外面木门,所以特别扰人,只得起身到该业主防盗网门外,客客气气地请对方把声音调小点,房里一个女人以粤语问了一声,见是外地人,便不再理会,那男的更是嚣张,干脆和那女人就在沙发上调起情来,只当我不存在。打110,接警的小姐一听就转给邻近派出所,一个男警察一口凶巴巴的粤腔普通话质问我哪里来的、来干什幺、办了暂住证没有...说着就挂了,再打110转到那里,那值班警察恼怒地说:再腌臜(粤语,啰嗦之意)就把我扣起来。
二是非常的自私冷漠。你就是倒在哪家门前,也不要指望那家人会问你一声。社会公德普遍很差:坐公交如同打抢,鲜有人让座;私人养狗,外出遛狗经常不牵,狗吠成患;随意制造噪音更是见怪不怪。我有一次在广州小住,邻家大院住一个本地老头,他的两个孙子中午放学回家,就在我窗外踢足球,吵得我根本无法午休,好言向此老提意见,竟答曰:“这外面又不是你的地?球又没打在你门上?继续纵容其孙子中午吵闹。此老汉有做木工的嗜好,早上六点多钟就起来在院子里又锯又敲,周遭租住的外地人烦不胜烦,却不敢交涉,我前去理论,此老竟用粤语冲我破口大骂......
2008年去国前,我走过中国许多地方,感觉没有哪里的民风象广东民风那样恶的(但我没去过福建,后来去过福建的李志友告诉我:福建的民风比广东民风还要刁恶)。
与这种民风相对应的,是广东特色的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虽则暂住证制度广东以外的一些大城市也有,但没有象广东那样查得凶、逼得狠的,2003年,外省大学生孙志刚只不过来广州旅游,竟因为没有“暂住证”,就被广东当局“收容”后活活打死,这种事只有在广东才会发生。至于臭名昭着的“联防队”组织,则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地域歧视+共产党专制暴政的双重恶性组织,以广东本地流氓地痞+市井无赖组成的“联防队”,是中共广东当局发明的法外的“执法队伍”,对外地人而言,这种制度性的流氓组织简直比黑社会还黑,因为黑社会多少还讲点义气。公安抓人还多少讲点程序,联防队抓人完全是想抓就抓,看不顺眼就抓,孙志刚就是被联防队抓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多少无辜的外地人及其子弟被“联防队”当作打死、关死、整死!
2002年四月我去广州,刚住下就遭联防队查暂住证,很可能是当地人举报,幸亏房东在场,否则至少得在派出所关一夜。我的一位桂林老乡就没有那幺幸运了,她在东莞逛街,恰逢“联防队”扫荡式查暂住证,被抓进派出所搜身,从头摸到脚,因身上没带够钱,在派出所内拷了一夜,任凭蚊虫叮咬,第二天才借警察的电话求得朋友的“认领”,其余和她一起被抓的人,好些继续拷在局子里,无人认领的关进收容所“劳改”。
广东的“特色”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与广东的民风互为表里、相互依托,广东人对外地人强烈的地域歧视和刁恶的民风,使得广东的“特色”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危害巨大、非常恶毒,而广东的“特色”暂住证制度和“联防队”组织,又纵容和加剧了广东人对外地人强烈的地域歧视和刁恶的民风,对地域劣根性起了撑扶的作用。
对于广东频发的外地人反抗当地人暴动,徐水良过于强调中共专制暴政的诱因,却忽略了地域民风劣根性的刺激作用。事实上,此次中山沙溪暴乱,直接原因是当地官、民对外地人——四川务工者及其家属的共同欺压——而且是长期的共同欺压。这就不是单纯的专制暴政官逼民反事件了,广东地方当局尽管也压迫当地人,但是压迫外地人比压迫当地人更厉害和野蛮,而当地老百姓在劣根性的驱使下,也和中共地方当局一道欺压比他们更弱势的外地人,除维护一点既得利益外、更多的是为获取一种虚妄的优越感。
同样是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同样是中国外来务工者中心之一,江浙的地域性群体冲突暴动就远不如广东频发,这是什幺原因?原因就在于江浙地域文化和民风与广东有很大不同:广东老板恶待农民工在中国是出了名的;而江浙老板却以善于笼络民工出名。近年来广东受到民工荒的沉重打击,部分原因就是广东老板留不住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望浙江跑了。除了老板之外,江浙人的地域歧视性不如广东强,比起广东,江浙民风虚伪吝啬,却比较儒雅,当地官府也不像广东官府那样为“暂住证”狠加逼迫和盘剥,农民工自感江浙的气候和人文环境都比广东为好。
当然,广东民风之刁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统治造成的。我在香港的朋友告诉我:香港的社会道德比广东好得多。我以前在桂林认识一个老人,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广东生活多年,退休后回桂林养老,他说:“解放”前广东的民风不是这样,以前广东人民族性很强,但是很讲礼义廉耻的。他说:广东民风之败坏,“文革”起了很坏的作用,邓小平上台后,更是全面败坏。
我以为,广东民风之不好,一部分是气候造成的。过冷(如俄罗斯)和过热的气候(如东南亚、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人容易因冷酷或烦躁,而产生种种恶毒的念头,这也是福建、广西、云南南部民风差劲的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社会制度,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幺更热的泰国、香港,民风要比广东要好(虽然泰国民风比起美国北方差多了),那就是泰国不受共产党统治、且有佛教信仰;香港长期由英国人统治,现在也有半吊子宪政,有着大陆不可企及的宗教、言论、结社、集会、组党自由。
但这种败坏,主要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邓小平打造“改革开放”样板省份广东,说白了就是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胡开乱放样板,其结果必然两方面汲取最坏的东西——既保留着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专制,又汲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羊吃人”的邪恶、浓聚了野蛮资本主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丑恶、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假冒伪劣、竭泽而渔、破坏污染环境在所不惜的人性之恶...以前毛泽东暴政造成的社会败坏,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邓小平开创的“特色社会主义”,导致社会道德民风全方位的败坏,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自然得败坏风气之先。因此,邓记的“改革开放”样板,必然堕落为法西斯黑社会的样板,广东只是先行一步而已,胡河蟹横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哪里不败坏?我家人告诉我:现在桂林的司机也不让人了、路上也见死不救了、强拆也打死人了......
徐水良虽然对类似沙溪暴动之类的事件缺乏分析,但他所作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广东民风之败坏,根子出在中共的流氓专制统治。
中共专制暴政加上广东人的地域劣根性,这就使得广东社会对外地人,尤其是对外地农民工有着一层特殊的恶毒,外加上广东长期居于“改革开放”现行地区,外地务工者特别多、人口流动特别大,所以外来务工者与当地官、民冲突特别频发。福建民风虽然比广东更坏,但福建的人口流动远不如广东,福建也从来不是外来务工者的中心之一,因此,福建的此类暴动并不多发。
要根治广东频发的暴乱,首先就要结束共产党对广东的统治,废除万恶的“暂住证”、“边防证”、联防队、“计生”......越早越好。


曾节明 写于2012年美国独立日前夕于纽约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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