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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以宪政话语权为包装的政治对抗日渐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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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政舆论高涨的同时,达成操作规程共识的难度却越来越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以宪政话语权为包装的政治对抗,日渐激烈,加速了社会的分裂和政权的解体。

  家天下

  中国的历史,自秦代以来,“大一统”就是主流。

  自秦始皇开始,直至辛亥革命,共2132年。期间,总共出现了12个统一的王朝:秦、西汉、东汉、西晋、东晋、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合计为1859年,占87.2%。这些王朝,加上此后的民国,所奉行的国家治理的基本准则,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即所谓的“千古犹行秦王政”。

  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碎片化的时代,合计为273年,占12.8%。在这些碎片化时代,以及“大一统”时代中不时出现的战乱甚至割据,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目标也依然是追求“大一统”,当“中华共主”。这种理想成为推动征战的最主要利益动力及合法性动力。同时,在各种割据势力控制范围的内部,其所奉行的也是小一号的“秦王政”。碎片化时代中,在建立家天下方面,与“大一统”时代毫无区别。

  如果将“大一统”的王朝按照12朝统计(两汉、两晋和两宋都分列),其平均寿命为154.92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至少每隔155年就要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并且基本都伴随着惨烈的战争和屠杀。无论后世对于改朝换代的性质如何定义和包装,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后来者的“革命”目的,都是对现有政权的取而代之;这种王朝更替,解决的只是产权的归属问题,“家天下、大一统、秦王政”这三项基本原则,丝毫都不改变。

  进入民国,家天下被“党国”所取代,天下被视为党产,这与被视为家产有两点区别:一是家天下的统治集团,以自然血缘为主要纽带,而“党国”的统治集团,是以“政治血缘”为主要纽带,相比之下,纽带更宽了,准入门槛更低了,政权向相对更多的人开放了;二是“党国”的“天下”,其“产权”与家天下不同,在法理上属于民有或者党有,不再是私有,统治集团因此成为“临时工”。作为“赢利性经纪人”,“临时工”在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权力退出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其可能表现出更为浓烈的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特点。

  近代“革命”史,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基本一致,只是多了一些进口的“主义”大旗,掩饰了本质上的不择手段的利益之争。清末民初,大多数政治团体,无论其扛着什幺旗帜,都试图从政治甚至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者;宪政、共和、民主等,则成为其与时俱进利用的工具,几乎无人真正信奉;各种政治团体,包括那些高举美丽旗帜的在野者,在其内部也往往推行更为便利、高效的家长制、一言堂,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家天下、大一统、秦王政”这三项基本原则;无论哪个政治团体,一旦其执掌权柄,又往往会丢弃其曾经高举的旗帜,而不折不扣地推行新外衣下的家天下……

  家天下也好,“党国化”也好,早已融入了中国的文化血液,渗透于朝野,成为超党派的共享政治基因,几乎无人具备免疫能力。建立家天下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权,成了中国最为主流的政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任何试图去改变这种主流的努力,如果不是取而代之的幌子,就是毫无意义的折腾。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段内,改变家天下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文化和民族心理改造过程,在操作意义上,根本不可能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的选项。

  承认这样的文化历史积淀,才能避免民族元气无谓地消耗。否则,如果认为只有推倒家天下,才能实行宪政民主,就几乎必然导致精英阶层、甚至全民族,都投身于“推倒重来”之上,不仅继续上演伏尸千万、流血万里的中国式内斗,也必将再度诞生一个新的家天下。这种所谓的“革命”,最多只能解决“哪一家的家天下”的问题,而绝达不到消除家天下的终极目标,因此只能在以“夺权”为目的的低层级上,进行成本高昂的历史恶性循环。

  家天下,是“国体”(Form of State),而宪政实为“政体”(Form of Government)。历史经验证明,家天下与实行宪政之间,未必必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类迄今持续最久、效果最好的宪政,就是起源于君主制下的英国。而晚清的宪政运动,其基础也正是对家天下这一文化历史积淀的承认。这样的宪政运动,当然不可能是“最优”方案,却是“最合适”的。在家天下基础上,进行宪政改造,正是“君主立宪制”的特点。小步前进、碎步快跑,而不是大跃进、大转轨,这的确是当时国情制约下成本最低的选择。

  宪政技术活

  但凡成功行宪的列强诸国,其政党制度的设定也未必千篇一律:有的是多党制、主要是两党制,有的则是一党多派制,而无论是党际制衡还是派际制衡,其所共享的核心价值及使用的核心“技术”,就是——权力制衡。这些正是1905年宪政考察团从欧美各国得出的结论,也因此,载泽和端方在向慈禧太后报告时,明确地说出了政改之难点所在——利国、利民、利君,就是不利官。作为制衡目标的权力,毕竟是“官”的最大既得利益。

  权力被制衡,才能产生有序、公开、公平、公正的规则,才能尽量防止今后的权力出现新的失控。而这些,并不必然依靠在表面上增加政治团体的数量——何况,同一文化基因下的不同团体,本质上并无区别。在民初的宪政实践中,看似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多党政治,实际上仅仅满足了一小群人当老大的宿愿,却对宪政并无实际的推进。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党派斗争,但从来都极为缺少游戏规则、甚至包括斗争的规则——恰恰在建立规则,对权力实行制衡上,清末民初的宪政运动是忽略了的,政客们的大多数精力都被打着各种旗号的权力争夺淘空了。

  无论晚清还是民初,国家机器其实是一如既往的超级庞大。国家机器的庞大,并不意味着权力难以制衡。毕竟在如此庞大的、集纳了国家大多数精英的体制内,必定是派系山头林立,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导致政治博弈的主平台一定是在体制内,博弈的主角一定是体制内的“这一群”和体制内的“那一群”,而非“体制内”与“体制外”。有博弈,就为制衡提供了条件。但是问题在于,这台机器长期习惯于掩饰和遮蔽内部一直存在的分歧和博弈,并更进一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围绕这种分歧和博弈应有的规则化,导致其运行完全依靠潜规则,而不是显规则。大而无规则,阻碍宪政推行乃至异化宪政的真正障碍。

  显然,要改变这些,可靠的做法并非在体制外临时增加博弈者的数量,而是:一、承认博弈主战场是在体制内;二、建立博弈的显规则。

  博弈本身,是“术”而非“道”。宪政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术”,实现孟子所谓的“民为贵”、或者林肯所谓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路径和方法。

  忽略了宪政之“术”,正是清末民初“立宪年代”的重大教训之一。

  晚清推行宪政,进行了广泛社会动员,甚至深入到全国乡村(如为了选民登记做准备,而进行“户口调查”),这本是列强诸国的成功经验。问题在于,晚清的社会动员,过多地集中在“为什幺要行宪”(即宪政的好处)的“道”的宣讲上,而忽略了更为关键和艰难的“如何行宪”的“术”的设计和推行上。宪政因此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围绕着意识形态的空话、套话、大话之争论,成为主流,而以法制为核心的制度重建仅仅局限在中央少数改革者层面,不被大多数官员所重视——官场已经成为“大话宪政”表演的主要舞台。

  推行宪政,尤其是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开路的宪政,最需要的就是“少说多干”。即便从策略上来说,说得多了并无意义:如果真决心行宪,本就无需张扬,否则,舆论的期望值吊得太高,不仅难以满足,制度建设的进度也未必能跟上;如果行宪决心并不坚定,那就更不该张扬,自己给自己挖坑。

  本来极具“技术”含量的宪政建设,在被异化的“民意”下,成为无序的、大跃进式的放权,而无序的放权随即导致无序的争抢。晚清政改播下的是宪政的龙种,收获的却是“革命”的跳蚤,这种反差的根源就在于:将一个本来应该更多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挤压了自己的政治空间;本来应该进行的“技术”动员(如立法等),变成了不切实际的政治动员;本来应该脚踏实地,却成了仰望星空——并且是整个精英阶层集体的仰望星空、云山雾罩……


雪珥信箱:snowsword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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